白纪年
刘邦显同志是位公道正派而又精明强干的领导干部。我和他相识共事近半个世纪。20世纪50年代后期，邦显同志任省委财贸部长，我在省委农工部任职，办公比较靠近，交往颇多。八十年代初，我俩又同在省政府任副省长，朝夕相处，情见乎辞。后来，我到省委任书记，邦显同志退居二线，任省政府顾问，也是经常见面，谈笑自若。邦显同志仙逝，使我失去了好兄长，挚友。哲人其萎，风范永存。
邦显同志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作风可敬可佩。无论是在渭南、宝鸡地（市）委担任一把手期间，还是在省级领导岗位上，他总是经常深入第一线，亲自搞调查研究。全省十个地级市，他都蹲过点，吃住在最基层，工作在群众中。九十多个县区，都留下他的足迹。尤其是在离休后，他又把精力投入到扶贫帮困上，奔波在秦巴山区，深入到黄土高原，哪里最贫苦，他就在哪里搞调查研究，帮当地政府出主意，想办法，并给省委、省政府提供了大量的真实情况，起到了为实行正确决策的参谋作用。十年动乱前，党中央、毛主席对省部级领导干部曾有明确要求：每年的三分之一时间到基层调查研究，实地解决问题。邦显同志是大家学习的典范。
邦显同志实事求是，从不弄虚作假。1962年夏季，他到渭南地委兼第一书记，当时的西北局主要负责人在蒲城县抓所谓“民主革命不彻底”的补课试点，补定地、富成分。这种“左”的指导思想，引起很多干部的不满和农民群众的恐慌，在一些村镇还接连出现逼死人命的事件。针对这种情况，邦显同志秉笔直书，向省委、西北局如实做了反映，并实事求是地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这一完全正确的做法引起了西北局主要负责人的不满和恼火，对邦显同志的看法定格在“思想极为右倾”上，给胡耀邦、霍士廉先后两任省委第一书记介绍省级干部情况时，就是这样介绍的。十年动乱中，邦显同志遵守“君子之言，信而有征”的原则，不因身处逆境、为求解脱而适应“造反派”的需要。在一次西北局专案组对邦显同志的外调中，列举了那位西北局主要领导人的不少“罪状”，要邦显同志予以确认。邦显同志明确回答：你们讲的那些“材料”，我没有确凿证据，无法去写书面材料，毅然予以拒绝。后来，专案组外调的人反复诱供，甚至讲一些威胁的话语，邦显同志回答说：人要实事求是，不知道的事不能胡说。在我党几十年的斗争中，一些人在历史的某些时期曾经把“阶级斗争”歪曲，热衷于在党内斗来斗去。邦显同志恰恰相反，他是把精力和重心放在解决经济发展、人民生计的实际问题中。有些人曾经说邦显同志是“事务主义者”，是“思想右倾”，这正反映出邦显同志是注重务实、不尚空谈、敢于实事求是的好同志、好党员。
邦显同志廉洁奉公，以身作则，处处表现出人民公仆的本色和共产党员的操守。建国以后，他的职务从地委书记到省委常委、副省长，几十年都是各级的主要负责人，但他从不以权谋私。他的生活一直是非常俭朴。几十年了，他从不允许他的亲属子女乘坐组织配给他的汽车，从不允许亲属子女向组织伸手，从不允许亲属子女向组织提任何过分要求。他总是把“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幅毛主席手写体题词挂在最醒目的地方，当做座右铭，以警戒自己，启迪后人，教育亲属。
90年的人生，70年的革命历程，邦显同志“襟怀宽阔，光明磊落，任劳任怨，廉洁奉公，淡泊名利，公道正派，作风务实，谦虚谨慎，严于律己，顾全大局，兢兢业业”，这些优秀品德熠熠生辉，光彩照人。难能可贵的是邦显同志把我们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方法、作风、宗旨”以及延安精神的精髓反复讲解给子女，言传身教留给后人，不能不让我们深为感动。在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同志带着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重温我党的优良传统，不正是告诫我们，要求我们一代一代地把这些优良传统传承下去吗？
邦显同志走了，但他人格的魅力和高尚的品德是不朽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编委会精心征编的《刘邦显》一书，既是对邦显同志的永久纪念，也丰富了我省的文史宝库。
让我们继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为把陕西建设得更加美好而共同奋斗。
2007年9月25日